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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鹰山新村（1979年摄）

往事随风 今生随缘

——我的一九七九年

朱 堂

一九七九年，仿佛如昨天，有些人、有些事恍若眼前。看到一张旧照片，老鹰山新村那栋位置最高的房子独立半山，豁然在目，如同打开了记忆键，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如放电影般地浮现眼前：

01

那年腊月，一个风雪飘洒的夜里，我独自站在火车站站台上接朋友。

穿着海军蓝旧呢制服，当海军的二哥比我壮实，他送给我的衣服有点大，两只手拱在胸前正好伸进袖口中；有些冷，双肩紧缩，时而跺着脚。快午夜了，周围十分冷清，只有丫字形站棚下几盏灯，吃力地闪烁着光芒，似乎想要送给我一丝温暖。铁轨冷冰冰地躺着，一动也不动，我很想用耳朵贴近它，听听传过来的震动声，打听一下火车开到哪儿了。转头望去，如同放在大地上的梯子，一直伸往那远方的黑幕中，好在有点点灯火陪伴，才能看得清路基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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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根的小草，被乱风吹得直晃动，它似乎在说：“老天呀，雪再下大些吧，快把我埋藏在深雪里，好痛快地睡一觉！”风比雪大的天气，我也不喜欢。抬头看看龙山，黑暗中只能想想山上有胡公台，……“呜～呜～”，轰隆一声，绿皮列车进站停下，接到了从省团校学习回来的朋友。我们俩沿着地上的长“梯子”，一步一档并肩向老鹰山新村走去……

02

两年前，我从师范毕业，就被分配到诸暨团县委工作。县委大院，一个平时从门口经过都不敢多往里瞧的神秘地方，居然有一张桌子让我办公，后来因为住房紧张，让我睡在大院的一个资料室里。弹指间，一年半过去了，我带着无奈响应国家号召，师范类院校毕业生，归队当教师。

1979年，伴随着阵阵春雷，中国改革开放豪迈起步。这一年，是己未年，是我24岁本命年。

立春刚过，寒意料峭。我挑起全部家当，奔赴东和中学任教，勇敢而不够自信地准备去跨这个“坎儿年”。

东和中学，当时属于县中，是我的母校，中学四年，都在这里读。教过我的许多老师还在，有一位高中的同学也在那里教书，我的朋友加师长蔡伯才是校长。当我挑着行李，走到学校附近那块溪边岩石下的时候，蔡校长正赶来，说是要去汽车站接我，就这一句话，让一个从机关打发到山里的人感动了好久。东和中学只待了二个月，上初三班的数学课，中途插进去的，又是迎接中考复习，于是拿不准要领，浑沌中书没教多少，还“赶走”了一位代课老师。那时候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不适应，领导和同事们给予了最大的包容。

03

五月，我临时抽去县招生办帮忙，主要任务是到省里做卷。与三都区的杨鹏飞老师一起，住在杭州屏风山宾馆里，工作一个多月，然后去西天目山疗养了大半月。高考“做卷”，听起来高大上，其实就是把印好的卷子，分门别类，按考点、试场分封好，是很紧张的体力活。杨老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责任心强，手脚也麻利，所以我们两个完成任务比较轻松，晚饭后经常可以到宾馆大门外散步，还能去小礼堂看看电影。

04

那一年的暑假，非常特别。整个假期都在县招生办帮忙，晚上落脚在朋友家。朋友住在下江东离太平桥不过几十米，一个老台门里，房子很旧，楼上楼下，空间很小，是房管所提供的。不知道是什么历史原因，原来的主人找上门，要求归还房子，一边是房管会安排不了房子给我的朋友家，一边是人家搬到门口，搭床烧饭，拖着老小堵着，逼着归还房子。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终于等到老鹰山小区新房交付使用，我朋友家第一时间搬到了那里居住。那时的老鹰山小区，尽管有点远，又处在小区最高的地方——半山腰上，不仅需要走过长长的光明路，还得跨过铁路，走一段上坡，然后上两处台阶，每处都有十多级。尽管只有两室一厅一厨，不过四十来平方米面积，但是，那个年代能够住新房非常难得，公房租金也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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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这样的半山腰上，最麻烦的是骑自行车。每次进出，背着车上下二十多级台阶。新建的小区，厨房没有自来水，每天定时开放公共水笼头，一分钱一大水桶。套内没有卫生间，需要方便的时候很不方便。

05

招办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县教育局的陈伯明、蒋玲徳两位正副局长一起找我谈话，入世不久的小青年哪见过这阵势，而且是碰到了有口难辩的大事（具体见附文）。招生办工作结束了，暑假也完了。我被安排到枫桥镇中学工作。

镇中的工作很有意思。初一至初三都是四个平衡班，本来整齐规范的班级，初二却编了一个特别班，名曰五班，是拖尾生编成的，让我当班主任，兼数学课，还让我上初一四个班的图画课。领导虽然没有直说，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班只要管牢，不出问题，不影响其他人学习就好。所以，教室设在区教办隔壁，好像游离于校园之外。学生自己也清楚，差班差生，大概也是差老师了。还好，大家没给我难看，至少比预期的要好很多。我的工作渐入佳境，还参加了电大学习，修完了高等数学（一）。

这一年，像荡秋千，身心俱疲，然而我亦开始学着人生随缘，顺其自然。

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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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土书《张迁碑》局部，拓装）

附文：

梦见老局长陈伯明

01梦境：

在我老家，高踏埠台门老宅里。我正在后半间灶头前站着准备烧饭，见有人进门便迎出去。只见陈伯明同志从门口进来，穿着中山装，右手拿着纸雨伞，手伸进收拢的伞中握着；左手指拨弄着插在左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套头；满脸笑容，露出一排黄色的烟牙，好像有两颗镶着银牙，身子向右倾斜着，一边甩动拿伞的手，一边情真意切地对我说：“弄清楚了。有的人为这种事判十五年都有。”我站在那里，十分动情地想扑上去，跟他拥抱一下。他说完就回身门外，没拥抱成，然后醒了。午睡时，做了这样一个梦，好奇怪，于是，记了下来。

02醒来回忆：

1979年2月，我从团县委归队到东和中学当老师，4月就被借调到县招生办公室帮忙。期间上省里做高考卷子，杭州工作结束回诸后，让我去印刷厂监印小学升初中统考试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一天教育局正副局长专门找我谈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说试卷泄密了，想从我这里套出来，言之凿凿，与我有关。我无言以对，无法说清我没有责任。当时陈伯明同志是一起找我谈话的教育局局长，像他这样的忙人为这点小事大可不必去管，可他为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年轻人来唱白脸，足见其为人处事的态度。招办工作结束后，我被调到枫桥镇中，也许是区教办的同志照顾性的安排，毕竟离城关近了点，但是学校级别降低了，我不知道这跟那个风波有没有关系。两年后，我由一名普通教师调任永宁公社社校校长，当时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公社教育干部”，这才觉得那个事件没有冤到自己头上。今天做到这个梦，大概是留在记忆深处的信息，像个不速之客来访吧。

在我的印象中，陈伯明同志，工作能力很强，作风干练，性格豪爽，为人诚恳。任教育局长多年，后来又当副市长分管教育，在市政协主席任上退休。他对诸暨教育的贡献，有目共睹，上下都非常认可。只可惜，退休后，没多享几年清福就驾鹤西去。前辈英灵，托梦相告当年悬案，我也释怀了。感谢老局长在天之灵，您安息吧！

2022年1月8日中午2点30分于朝晖里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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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土书《洛神赋》局部，拓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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