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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二生肖包含三个基本元素：其一是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互配合；其二是十二生肖分别用来标识一个人的出生年；其三是相信个人气质和命运受到其出生年生肖动物的影响。这三者缺少任何一项都不是完整的生肖，甚至不能称之为生肖。以此为基础，重新审核目前学界经常用作生肖文化起源的史料，发现《日书》中的十二地支与动物的组合不是用来指人的出生年，而是用来判断失窃之日窃贼的特征。所以，它是“日肖”，不是生肖。而王充《论衡》中的十二辰之禽虽然字面上与后世生肖完全一致，但无法确定是否与人的出生年相关，以及是否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中国生肖文化是把天文历法学上的十二辰之禽跟《日书》中该日所属动物能够决定人的特征这一观念结合以后形成的。

【关键词】日肖；生肖；十二辰之禽；天干地支；历法

引言

生肖文化在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里有很大的影响，也流传到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很多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在生肖文化的起源研究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误用。例如，一些论著把《诗经·小雅·吉日》中的“吉日庚午，既差我马”①看作“午”“马”连用，从而视之为生肖起源的最早证据。其实，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吉祥的庚午日，我的马被选派参加周王的田猎活动。“午”和“马”字并没有连用，它们之间更没有对应关系。可见，把这首诗看作生肖文化的起源是错误的。鉴于类似情况比较常见，本文从相关史料的审核出发，重新思考这些史料和生肖文化的关系，以期对生肖文化起源的研究有所推动。

首先，需要厘清生肖的概念和性质。十二生肖，也叫十二属、十二属相，或十二相属。《辞源》对生肖的解释是：“配十二地支的十二种动物，用来记人的生年。”②这只是简单的现象描述，没有涉及人们对生肖的信仰，对生肖的使用语境也语焉不详。学界目前对于十二生肖的研究往往只看十二地支和十二种动物的组合，只要看到类似的组合关系，就视之为十二生肖。笔者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的组合在历史上有多种用途（详见下文），并不是专用于标记一个人的出生年；而且从现存史料看，用于标记人的出生年的生肖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③。当然，它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

从十二生肖的实际应用来分析，它包含三个基本元素：其一是十二地支与十二种现实的或想象的动物相互配合，其二是十二生肖用来标记一个人的出生年。这两个方面，前引《辞源》的定义都涉及了，其三是相信个人气质和命运受到其生肖动物的影响。例如，人们常说的属羊的人命苦，属猪、属龙的人享福，所以人们不愿意羊年生孩子，愿意猪年、龙年生孩子。在选择婚姻对象时也存在双方属相是否适合的观念。这些虽然都没有科学依据，但它们确实是生肖文化中包含的内容。以上这三个基本元素缺少任何一项都不是完整的生肖，甚至不能称之为生肖。厘清十二生肖所包含的三个基本元素，对于探索十二生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正确判断哪些史料是生肖，哪些史料不是生肖，进而能正确判断生肖文化的起源时间。

十二地支与动物的组合始于“日肖”

由于十二生肖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所以人们对其内容和性质反倒是习焉不察，似乎觉得十二地支天然就和这十二种动物相结合，且就是用来标记人的出生年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秦汉时期的《日书》被考古发现以前，由于传世古籍中相关史料匮乏，学界难以确考十二生肖的最早起源。《日书》的发现则为重新思考十二地支和十二种动物什么时候开始配合、如何配合、为什么配合等问题，提供了条件。不少学者认为《日书》里记载的十二地支与动物的组合就是最早的生肖。

首先，关于十二。十二是古代常用于天文历法学的一组序数。《周礼·春官》载：“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④这里，岁、月、时辰都分十二个。岁，指太岁星每十二年运行一周，每年运行一个方位。一年分十二个月，每天分十二个时辰，而所谓的十二地支就是对这一组序数的命名。按照蔡邕《月令章句》的说法，十天干是指太阳，十二地支是指月亮：“大桡⑤探五行之情，占斗刚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支。干支相配，以成六旬。”⑥《山海经》中的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的神话⑦也是基于每旬十天、每年十二个月份的历法想象出来的。干支这两种序数相互组合，从而形成六十个序数：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它们分别被用于纪年、纪月、纪日、纪时辰。十二地支也可以单独使用于这些领域。由此可见，十二地支是天文历法学领域里常用的一种表达顺序的数字。

其次，关于十二地支与动物的组合。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存在完整的六十甲子，但是未见十二地支与动物的组合关系。根据已知材料，至少在秦代，十二地支就开始跟一些真实的或想象的动物形象结合。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盗者”条即是证明。根据于豪亮的解读，秦简《日书》的十二地支与动物的组合系统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遗漏龙字）、巳蟲（虫，即虺、蛇）、午鹿、未马、申环（猨）、酉水（雉）、戌老羊、亥豕⑧。而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出土的秦简（一说汉简）《日书》中，十二地支所属之禽⑨有所不同：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虫、巳鸡（与后重复，当为错字）、午马、未羊、申矦（一说石）、酉鸡、戌犬、亥豕。1999年，在湖北随州出土的汉简《日书·盗日》中又有不同：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虫（虺）、巳虫、午鹿、未马、申玉石（玉石可能是由“环”——猨转讹）、酉水日、戌老火（老羊）、亥豕。

只看上述《日书》涉及的十二地支与动物的组合关系，跟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到的十二辰之禽和后世流行的十二生肖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总体上很相似，所以学者多把《日书》中的上述表达看作最早的生肖文化。

笔者觉得这种看法与事实不符。因为这些《日书》中的十二地支与动物的具体组合关系虽然跟后来常见的十二生肖大同小异，但实际用途却完全不同。在古代，天干地支被用在很多领域。纪年、纪月、纪日、纪时辰都用干支，这也是后世一个人所谓“八字”的来源。所以，十二地支和动物组合在一起，不一定都是和年份有关。假如《日书》里这种十二地支与动物的组合关系是用来标记人的出生年份，还是可以被视为十二生肖起源的。问题在于：这些《日书》谈及上述内容的语境并非年份，而是根据失窃日的地支推测盗窃者的情况。这里的十二地支是指日子的地支，不是年份的，更与窃贼的出生年无关。例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盗者”云：“子，鼠也。盗者兑（锐）口，希（稀）须，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耳。臧（藏）於垣中内粪蔡（柴）下。多鼠、鼷、孔、午、郢。”⑩大意是：子日，属老鼠。如果子日被盗，那么盗者的形象、名字都具有老鼠的特征：尖嘴，胡须稀少，好动手，皮肤黝黑，脸上有黑痣，耳朵有毛病。其赃物可能隐藏垣墙之内、粪柴下面。其名字多用鼠、鼷、孔、午、郢等字。下文还有根据其他日子的属相推测当天盗贼的特征，此处不赘。其他两种《日书》的内容与此类似。这些日书所说的地支与动物相配合，都是用来标记日子，不是年份。盗窃者跟这些动物的关系也不是其生年与此相关，而是其盗窃行为发生的日子与这些动物有关。由此可以推论，上述《日书》所涉及的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的组合在性质和功能方面都不是后来的十二生肖，仅仅在字面上基本一致。只能说这是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的最早结合，被用来推测该支所指日子盗窃者的情况。

刘信芳认为：“出土文献中仅有《日书》记载十二辰之禽，说明生肖是数术家的发明。”⑪这种看法是把《日书》的上述内容与十二辰之禽、生肖看作一体的。笔者理解，上述三者只在十二地支与动物组合方面类似，但应用场合不同，性质各异。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数术家首先把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配合起来，用于《日书》的预测活动。由于其不是生年之“肖”，而是盗窃日之“肖”，为了据实命名，笔者觉得称之为“日肖”更合适。在性质上，“日肖”是民间的一种占卜术。

“日肖”这种根据当日地支动物推测盗者形貌特征的占卜术存在严重内在缺陷。一个惯盗不可能只在特定的日子盗窃，如果他在子丑寅卯等日子都盗窃，那么由“日肖”推论出的他的特征必然相互矛盾。因此，“日肖”后来在传世文献中不见踪影，可能与此相关。

数术家们为什么要把十二地支与各种动物进行组合呢？十二地支其实只是一组序数，很抽象。为它配上十二种具体动物（不同时代动物有所变化），就使得抽象数字有了具体形象，从而获得更多的“能指”与“所指”。至于哪些动物能够入选，则跟数术家们的职业需要有关——便于他们做各种附会。刘信芳从语言学角度对此做了分析，结论是：“最初入选为生肖的十二种动物，都是因其称名与相应地支在字形、读音方面具有某种联系，才被数术家选择为十二地支的所属之禽。”⑫这一说法比较合理。

《论衡》十二辰之禽是否是生肖？

在《日书》出土之前，东汉王充《论衡》的《物势》和《言毒》两篇所讨论的十二辰之禽普遍被认为是现行生肖的最早源头。但是，这个结论同样忽略了王充十二辰之禽的语境和用途。十二辰之禽是标记人的出生年吗？

十二辰，在《周礼·春官》中出现过：“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疏云：“释曰：云十有二岁者，岁谓太岁，左行於地。行有十二辰，一岁移一辰者也。”⑬这个十二辰，不是汉武帝时代开始使用的一日之内的十二时辰；而是古代天文学中确定的黄道附近的十二个方位，虚拟的太岁星每十二年运行一周。另外，北斗星杓柄在一年之中每天的初昏时刻所指方向自东向西绕行十二辰一周，可以用来确定月份。例如，《汉书·律历志上》所云：“至其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⑭这个十二辰也是用十二地支命名的。那么，王充讨论的十二辰及其所属之禽，究竟是天文学的空间方位，还是标记人的出生年的生肖？

在“日肖”把十二地支跟十二种动物加以组合时，这种具象化的序数体系也被用在天文学中。在王充之前，有人给同样使用十二地支命名的十二辰也配上了十二禽，而且其中十二禽在字面上已经与现在通行的生肖完全相同，但它也不是生肖。因为王充在《论衡·物势》讨论的是世人关于五行相克的一种错误证明方法：“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⑮这种观点实际是企图以这些动物之间的相克关系为五行相克理论作出证明。可是，这些都是偶然的例子。所以，王充举出反面例子驳斥这种说法：“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效。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猕猴？猕猴者，畏鼠也。啮猕猴者，犬也。鼠水，猕猴金也。水不胜金，猕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猴何故畏犬？”⑯指出了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之后，王充得出结论：“以四兽验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虫以气性相刻，则尤不相应。”⑰这里只提及了十一辰之禽。王充在《言毒》篇云：“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⑱辰、巳两辰在天空中的位置的确在东南。这句话补足了十二禽。

从王充的讨论语境看，这里的十二辰究竟是太岁走过的十二年，还是北斗星杓柄走过的十二个月？字面上难以确定。若是前者，可能跟生肖关系大一些，但也缺少生肖的一个基本元素——因为它没有落实到人的出生年；若是后者，则与生肖完全无关。蔡邕《月令问答》也讨论过十二辰之禽的五行问题，但跟王充《论衡》一样，也不能确定为生肖。后代学者之所以把《日书》以及《论衡》的记载当做生肖的开端，都是因为只看其中存在十二地支和动物的配合关系，而没有详察这种配合究竟是用在哪个方面，也就是说忽略了《日书》和《论衡》所谈十二地支动物的语境，模糊了它们的性质。

其实，十二地支和动物的配合关系在古代的适用范围很大。除了在天文、历法等方面之外，甚至也用在地理学中。例如，东汉赵晔《吴越春秋》称伍子胥为阖闾修筑大城，因越在巳地，故作蛇门。而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作两鲵，以象龙角。清代史学家赵翼怀疑《吴越春秋》所记可能出于附会，但肯定赵晔所处的东汉时代一定有了十二相属的观念。笔者觉得《吴越春秋》提到的巳蛇、辰龙关系，实际也不是生肖，而是根据天文学的十二辰之禽，转用到地理学中。既然十二地支与动物的配合关系被使用在生肖以外的很多领域，那么如果忽略了它的使用语境，就无法准确理解史料，就会把不属于生肖的东西当作生肖看，从而搞错生肖的真正源头。

从日肖到生肖的条件

只从文字上看，《论衡》所谈十二辰之禽跟后来的生肖完全一致。但是，笔者认为十二辰之禽在性质上跟生肖差别巨大，因为它根本没有涉及人跟该“禽”的关系；反而是《日书》所说的动物跟人有关。所以，笔者推测后世的生肖是把十二辰之禽的体系跟《日书》中该动物能够决定人的特征的观念结合后形成的。

从日肖发展到生肖，需要两大条件：其一，十二地支动物要指年，而且是人的出生年；其二，相信一个人的出生年的属相将决定他的性格与命运。能够作为十二生肖的最早史料，应该满足这两个条件。《日书》中的日肖和王充《论衡》中的十二辰之禽，都只能作为十二生肖的某种渊源，而不是正式的十二生肖。

目前对生肖起源问题的研究往往只看是否把十二地支跟十二种动物搭配，这就导致了把原本不是生肖的史料误作生肖的起源了。由此，本文基于生肖文化的三个基本元素判断：《日书》中的相关材料不是生肖，而是“日肖”；王充《论衡》十二辰之禽的用途无关乎人的出生年，无法确定是生肖。

① 诗经[M]. 罗吉芝，译注.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197.

② 何九盈，王宁，董琨. 辞源[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780.

③《南齐书·五行志》记载了东昏侯属猪，梁王属龙，萧颖胄属虎。

④⑬ 十三经注疏[M]. 阮元，校刻. 北京：中华书局，1980，818.

⑤ 大桡：《世本》云为黄帝臣子，奉命发明甲子。

⑥ 高承. 事物纪原：卷一[M]. 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惜阴轩丛书本：6-7.

⑦ 袁珂. 山海经校注[M]. 成都：巴蜀书社，1992：438，463.⑧⑩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20.

⑨ 禽：此处是鸟兽的总称。

⑪⑫ 刘信芳. 生肖的起源及文化属性[J]. 中原文化研究，2013（4）：45-54.

⑭ 班固.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984.

⑮⑯⑰⑱ 王充. 论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48-49，49，49，350.

作者简介：

陈连山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与神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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