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ultural History of Tarot: From Entertainment to Esotericism

Author:Helen Farley

Press:New York: I.B.Tauris & Co Ltd

Date of Publication: 2009

Pages: pp. 18-24.

代家瑞，译；王圣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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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罗起源诸说

经过对文献证据的缜密研究，我们可以确定，普通纸牌传入欧洲的时间比塔罗牌的出现早约50年。现存最古老的塔罗牌源自意大利北部地区，其年份可追溯至十五世纪的上半叶。但其是否确为最早创造的塔罗牌仍普遍存疑，我们只能说，塔罗牌源自意大利，或者它只是这类牌中现存最古老的样本，而其起源时间尚不能确定。所以，辨析合理的塔罗起源学说，将帮助我们明确它的发明时间及地点，从而进一步厘清牌面符号的象征意涵。

尽管维斯康蒂·迪·莫德龙牌（Visconti di Modrone deck）是目前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塔罗牌，但近150年来，另一副牌组一直在与其竞争该头衔。十七世纪时，梅内斯特里耶神父（Père Menestrier，译注：即法国“耶稣会”神父克洛德·弗朗索瓦·梅内斯特里耶Claude-François Ménestrier，著名纹章学家）在查阅法国查理六世（Charles VI）的档案时，发现了一份颇具意义的材料。该材料是一张账目表，由查理六世的财政主管查尔斯·普帕特（Charles Poupart）写就，日期为1392年，内容如下：“付给画家雅克明·格林贡尼尔（Jacquemin Gringonneur）为吾王娱乐之用而制作的三副镀金、彩绘且饰有各式花纹的纸牌，共计巴黎币56索尔”。梅内斯特里耶在1704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指出，这些纸牌就是塔罗牌。若此说无误，那么格林贡尼尔很可能就是塔罗牌的发明者。到1842年，M. C. 莱伯（M.C. Leber，译注：法国历史学家Jean Michel Constant Leber）在其专著《纸牌历史研究》（Études historiques sur les cartes, 1842，译注：书名有略，原名应为Études historiques sur les cartes à jouer）中，试图将这一账目与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译注：即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现存的17张卡牌残片（译注：16张大牌与1张J牌）相联系，并认为它们正是由格林贡尼尔所绘。随后，此一推论获得了广泛支持，而这17张卡牌遂被称为“查理六世塔罗牌”或“格林贡尼尔纸牌”。不久之后还衍生出这些卡牌是为了供查理六世娱乐以保持理智的传说。艺术家巴兹尔·拉科奇（Basil Rákóczi，译注：全名Basil Ivan Rákóczi）更是进一步扩充了这则传说，他认为画家格林贡尼尔同时也是一位卡巴拉主义者（kabbalist），这些卡片则是治疗君王精神疾病的隐秘疗法（occult cure）。

然而，由于缺少皇家纹章或箴言，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批十七世纪卡牌不可能是1400年左右宫廷环境中的产物。事实上，对牌面人物服饰进行深入研究将表明，其来源更可能是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威尼斯，而非法国。是故，这些卡牌不太可能是雅克明·格林贡尼尔在1392年为查理六世所绘制的。此外，鉴于查理·普帕特的账目中并没有提及使塔罗牌区别于普通纸牌的核心特征——大牌，因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定其所指的就是塔罗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已被澄清约150年之久，但当代作者仍在延续这一谬误，即塔罗牌是一位疯王的娱乐之物，而格林贡尼尔是塔罗牌的创造者。

美国英语学者夏琳·盖茨（Charlene Gates）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塔罗大牌的法国起源论。在其博士论文中，盖茨主张大牌的符号体系源自法国南部十二世纪时兴起的一套中世纪通用符像。该体系还在当时的教堂建筑、艺术及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盖茨列举了诺曼人（Norman）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哥特文化运动（the Gothic cultural movement）、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异端教派如卡特里派（Catharism，译注：即清洁派，一个中世纪基督教派别，受摩尼教思想影响，兴盛于12世纪与13世纪的西欧，主要分布在法国南部）、中世纪骑士精神以及宫廷爱情等一系列可能来源。虽然盖茨坦承并无任何现存的纸牌可以支持她的假说，但却依旧自信地声称：“当时的文化环境无疑促使大阿卡纳牌（major arcana，译注：即塔罗牌的大牌）的创生”。令盖茨理论陷入困境的是，同时期的英国与意大利亦出现了同类符号体系。如果仅凭这样一种符号体系便可自发创生塔罗牌，那么我们实在没有确凿的理由表明它会产生于法国，而不是英国或意大利。

现在，让我们仍把目光聚焦于法国。最悠久且最有趣的塔罗起源论认为，其源自神秘埃及大陆，而起源时间已湮没在远古的迷雾中。这一假说最初由法国共济会成员（Freemason）、新教牧师及神秘学者安托万·库尔·德·热伯兰（Antoine Court de Gébelin）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提出。库尔·德·热伯兰深谙当时法国文化中的各种神秘主义思潮，包括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ism）、赫尔墨斯主义、卡巴拉主义（kabbalism）、伊曼努尔·斯威登堡（Emmanuel Swedenborg）的学说以及具有秘传传统的共济会（Freemasonry）。此外，巴兹尔·拉科奇更是宣称，库尔·德·热伯兰还是一名刚入门的马丁主义者（Martinists，译注：马丁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神秘主义及秘传的基督教教派，由马丁尼斯·德·帕斯夸利建立。其思想体系着重于原人的堕落，意即此原人丧失了他的神性之源，以及他回归神性的历程，这种回归被称为“重返”Reintegration或“启发”Illumination），路易·克劳德·德·圣马丁（Louis Claude de Saint-Martin，译注：马丁尼斯·德·帕斯夸利的学生，被称为“未知哲学家”）曾亲自向他教授《托特之书》（Book of Thoth，译注：传说为古埃及知识之神托特所写著的魔法书）的知识。

1773至1782年间，库尔·德·热伯兰出版了其九卷本巨著《原始世界的分析及其与现代世界的比较》（Le Monde Primitif Analysé et Comparé avec le Monde Moderne），其中第八卷部分内容探讨了塔罗牌的起源。库尔·德·热伯兰在书中提到，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的某个时刻，他偶然见到几位女士在玩塔罗牌。这些纸牌在巴黎并不常见，他自幼年之后便再未见过。当时他对古埃及赫尔墨斯秘学（Hermetic mysteries）深感兴趣，忽然意识到自己读过一本神圣的埃及典籍——正是失落的《托特之书》的残卷。他认为，大牌是古埃及宗教教义的隐晦组合。譬如，他将女教皇指认为“女祭司”，将战车理解为“俄西里斯的凯旋”（Osiris Triumphant，译注：俄西里斯是埃及神话中的冥王，九柱神之一，是古埃及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参见VII号牌“战车”的形象），以及将星星视为“天狼星”（Sirius）或“犬星”（the Dog Star）。库尔·德·热伯兰推测，《托特之书》一定是由吉普赛人带入欧洲的，自数千年前埃及祭司托付给他们时就一直保管着。库尔·德·热伯兰还推断，保护这古老智慧的最安全方式定是将其编码成一款游戏，并相信未来某天会有一位行家破译它。当然，他认为这一殊荣非他莫属。近来，阿尔兰·乌舍尔（Arland Ussher，译注：英裔爱尔兰学者Percival Arland Ussher）生动地阐述了这种策略：“若你期望某物得以永存，切勿将其托之于善良之手，而应交予恶行之人”。

夏琳·盖茨提出，埃及祭司可能是在公元前525年时被迫将他们的秘密进行编码的——当时，波斯国王冈比西斯（Cambyses，译注：此处应为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在法老雅赫摩斯（Pharaoh Ahmose，译注：此处应为雅赫摩斯二世Ahmose II）逝世后挥军南下，入侵埃及并下至努比亚（Nubia）。这一时间点似乎很恰当，因为彼时埃及的赛特王朝（Saite dynasty，664-525 BCE）正值文化复兴，爱国主义与宗教狂热全面高涨。希罗多德（Herodotus）将这场入侵描述为残酷且亵渎神灵的。如果真有必须加密埃及智慧以免落入劫掠者之手的时候，那无疑就是此刻了。

塔罗牌源自埃及的说法得到其他法国隐秘学者（occultists）进一步的强化，诸如艾利冯斯·李维（1810-1875）、保罗·克里斯汀（Paul Christian，1811-1877），以及杰勒尔·昂柯斯（1865-1916）——其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帕普斯（Papus）”。甚至在库尔·德·热伯兰的《原始世界》中，德·梅莱伯爵（Comte de Mellet，译注：原名路易·拉斐尔·卢克雷斯·德·法约尔Louis-Raphaël-Lucrèce de Fayolle，他是热伯兰在《原始世界》中收录的唯一一位除自己以外的作者）撰写的论文亦支持塔罗牌源于埃及的假说。埃及被认为是一切神秘智慧的源头，而埃及的象形文字也被认为是一种古老的魔法语言。当然，这种观念只存在于1822年让·弗朗索瓦·商博良（François Champollion，译注：全名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破译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之前。

近年来，仍有许多资料支持塔罗牌源自埃及，其中一个引人入胜的例子出自安娜·M.·富尔伍德夫人（Mrs Anna M. Fullwood）所写的晦涩散文诗集中。这篇《萨诺塔罗之歌》（The Song of Sano Tarot, 1946，译注：该书实际作者为南希·富尔伍德Nancy Fullwood）刊行于1946年，它将塔罗称为“古埃及的均衡主义教义（the ancient Egyptian doctrine of Equilibrium）”。据称，所有的这些信息均由富尔伍德夫人从她的通灵幻象中获得。威廉·林赛·格雷沙姆（William Lindsay Gresham）在其1947年出版的小说《噩梦巷》（Nightmare Alley, 1946，译注：该书每章均由一张不同的塔罗牌代表）中，借由巡回马戏团一位通灵师兼神秘主义者泽娜（Zeena）之口，也认定塔罗牌源自埃及。有趣的是，尽管这一埃及起源论的可信度值得怀疑，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当代新纪元资料坚称塔罗牌诞生于埃及的沙漠之中，并且蕴藏者人类全部的智慧。

关于塔罗的埃及起源论，我们可以从多方面予以驳斥。首先，古埃及人并不具备制作塔罗牌所需的纸张或纸板。某些隐秘学者试图辩解，坚称塔罗图像是绘制在黄金、象牙或壁板上，但这一说法显然与埃及祭司以纸牌游戏加密智慧的说法相悖。其次，如若塔罗牌确实来自埃及，那么我们理应在考古时发现某些遗存。周边国家也很可能会使用这些纸牌，并会留有相关文献记录或牌组的残存。再者，如果塔罗的确蕴含着赫尔墨斯式的讯息，那么它必然会在穆斯林神秘学者手中得到保存，因为赫尔墨斯主义在当时的中东地区极为盛行，而且我们将有可能在如交易记录或货物清单中捕捉到它们传至意大利的蛛丝马迹。

我们否定这一起源论的最有力理由在于，埃及的符号意象与塔罗牌上的不符。随着考古发掘的遗址越来越多，相关图像得到研究与分类，我们逐渐发现埃及的符像完全不同于塔罗牌的符号体系。正如塔罗牌研究者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O’Neill）所言：

埃及诸神多为兽首人身。祂们的样貌充斥着自然形象——雏鸟、蛇、秃鹫、隼、鹮。这些自然形象在象形文字中是常见的元素，却在塔罗牌中完全不见踪影。隼头人身的荷鲁斯（Horus）、推动太阳掠过天空的圣甲虫（scarab）、专注于为灵魂的来世之旅所做的准备等埃及知识里最为核心的图像或主题也均未现身于牌中。

此一毫无佐证的塔罗牌埃及起源论流行于未发现罗塞塔石碑之前的、对一切埃及事物狂热的法国。这种倾向也解释了为何法国隐秘学者会对《赫尔墨斯秘文集》（Corpus Hermeticum）情有独钟。该文集由相信埃及是原始哲学与强大魔法宝库希腊作者写就，据称《赫尔墨斯秘文集》采取了三重伟大赫尔墨斯撰写或与之对话的写作形式，而祂也被认为是埃及的托特神（Thoth）。当这些文献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并翻译时，志向远大的哲学家与麻葛们对其信以为真，认为这是源自古埃及的作品。直至1614年，古典学者伊萨克·卡索邦（Issac Casaubon）因对异教徒预言耶稣基督降临的观点感到不安，才开始怀疑相关文献的真实性。之后，他在赫尔墨斯著作中发现了语言学上的证据，从而证明这些文本的写作时间远远晚于此前认定的古埃及时期。此外，他还发现其中包含着圣经式犹太教与天主教的语言和观念，文本中的希腊语辞藻过于抽象也不可能是更早期的作品，而某些希腊双关语和词源同样不太可能是从埃及语翻译过来，相关历史引证与教义观点与较晚时期更为契合。这一误识被推翻后得到了广泛认可，尤其是新教徒们，但在以天主教为主的法国，对于这些文本的热情却从未减退。

到了库尔·德·热伯兰的时代，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误识已然成为隐秘哲学（occult philosophy）的基石，并得到了诸如共济会（库尔·德·热伯兰正是其成员）等秘密团体的宣扬。另外，尽管许多归于三重伟大赫尔墨斯/托特名下的作品被发现并被纳入隐秘学问（occult lore）之中，但依然可能存在某个更有说服力的著作尚未问世。难怪库尔·德·热伯兰一看到那些陌生但极具象征意义的塔罗牌大牌时，便立刻确信它们是埃及的产物。

与塔罗牌埃及起源论密切相关的是吉普赛人将塔罗牌带入欧洲的观点。对许多人而言，吉普赛解牌师的形象是他们之于塔罗牌的最强烈联想，而流行文化也不断强化这种刻板印象。比才（Bizet，译注：法国作曲家Georges Bizet）的歌剧《卡门》（Carmen）是这一幻想的典型代表——热情奔放的的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吉普赛女郎卡门翻读着她的塔罗牌，一张接着一张，直至剧情高潮时，她揭示出死神牌。最近，在米洛拉德·帕维奇（Mildorad Pavic）所著的特殊小说《君士坦丁堡最后的爱情》（Last Love in Constantinople；orPoslednja Ljubav u Carigradu, 1998，译注：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附赠了一副塔罗牌，牌面的翻阅顺序决定了章节的阅读顺序）中，塔罗牌被描述为在吉普赛人中广泛使用。

许多人误以为吉普赛人来自埃及，甚至认为“gypsy”一词是“Egypt”的缩写。虽然吉普赛人早已定居欧洲约400年之久，但直至1781年，当安托万·库尔·德·热伯兰拥护塔罗牌源自埃及的观点时，人们才将塔罗牌与这一流浪民族相关联。库尔·德·热伯兰称吉普赛人保留了埃及人用牌占卜的方式，而这一观点后来又被德·梅莱伯爵进一步阐发。伯爵本人相信，埃及祭司曾将其智慧编码至塔罗牌（尤其是大牌）中，然后交由吉普赛人保管。

这一说法得到多位作者的支持，但他们只是重复这一假说，有的稍加阐述，有的则未作进一步说明。例如，1854年，博瓦托·多布里（Boiteau d’Ambly，译注：全名Paul Boiteau d’Ambly）在其书《纸牌游戏与纸牌占卜》（Les Cartes à jouer et la cartomancie, 1859）中就主张，塔罗牌专为占卜而创，并由吉普赛人传至欧洲。与此同时，让·亚历山大·瓦扬（Jean-Alexandre Vaillant）被误认为是第一个支持吉普赛人与塔罗牌有关的学者，他在1857年出版了经典著作《罗姆人：波西米亚人的真实历史》（Les Rômes, histoire vraie des vrais Bohémiens, 1857）中，详尽阐述了关于塔罗牌如何被这一流浪民族传播的理论。据说，瓦扬曾与吉普赛人一同生活，并领教了他们的传统学问。他所收集的大量信息都详细呈现在《罗姆人》中，并在《波西米亚人的圣经》（La Bible des Bohémien, 1860）与《虚构与现实的魔法之钥》（La Clef Magique de la Fiction et du Fait, 1863）中得以深化。

1865年，纸牌史学家爱德华·S·泰勒（Ed S. Taylor，译注：全名Edward S. Taylor）出版了一部纸牌史（译注：The History of Playing Card, 1865），其中认为塔罗牌有着神秘的东方起源，后由吉普赛人带至欧洲。1913年，俄国隐秘学者彼特·杰米亚诺维奇·邬斯宾斯基（Petyr Demianovich Ouspensky）声称，十四世纪西班牙的吉普赛人普遍使用塔罗牌。艾利冯斯·李维也支持这一吉普赛人起源说。同时，法国纸牌历史学家罗曼·梅林（Romain Merlin）在其研究中援引了布莱特科普夫（Breitkopf，译注：全名Johann Gottlob Immanuel Breitkopf）的《纸牌起源考》（Versuch den Ursprung der Spielkarten zu Erfrischen,1784，译注：书名有略，原题为《纸牌起源考，亚麻纸的引入及欧洲木刻艺术的开端。第一卷，包含纸牌与亚麻纸》（Versuch den Ursprung der Spielkarten,die Einfuhrung des Leinenpapieres und den Anfang der Holzschneidekunst in Europa zu erforschen. Erster Theil, welcher die Spielkarten und das Leinenpapier enthalt），认为吉普赛人从阿拉伯人那得到了塔罗牌。此外，吉普赛人与塔罗牌的关联也在小说中得到延续。在古斯塔夫·梅林克（Gustav Meyrink）《魔像》（The Golem, 1914）里，译者玛奇·彭伯顿（Madge Pemberton）于脚注中写道：“塔罗克（Tarok，译注：Tarot的德语）可能是欧洲最古老的纸牌游戏。它大概由吉普赛人引入，历史可追溯至十三世纪”。

一种基于这一主题的变体学说认为塔罗牌源自东方，很可能是印度，之后由吉普赛人传至欧洲。1908年，德维·费伦·德·洛斯特·兰金（Devey Fearon de 'Hoste Ranking，译注：原名Devey Fearon de L'Hoste Ranking）写道，十六世纪的作家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或许在其著作《隐匿之物的钥匙》（Absconditorum Clavis, 1547）中隐晦提及了塔罗牌，当时他声称，吉普赛人自认为与纸牌有着非常古老的渊源，并将四种花色称为卢普（rup）、波哈拉（pohara）、斯帕提斯（spathis）与帕尔（pal）。波斯特尔接着通过指出吉普赛人的语言中包含一些源自梵语或印度斯坦语的词汇，因此很可能拥有印度血统，从而推断出塔罗牌起源于东方。他仔细研究了大牌中的教皇牌，牌中的教皇被描绘成蓄着大胡子且手持三重十字架（Triple Cross，译注：即教宗十字）的形象（译注：参见V号牌“教皇”形象），这被认为体现了东正教的影响。他接着解释说，名为“国王”（The King）的卡牌（我猜他指的是皇帝牌The Emperor）展现了一个头戴俄罗斯大公头饰、手持波兰雄鹰盾的人物形象（译注：参见IV号牌“皇帝”形象）。据此，他认为使用塔罗牌的群体必然对一个东正教盛行且由大公统治的国家非常了解。他推测，塔罗牌必定源自东方，随后吉普赛人带至欧洲东部，从这里塔罗牌再传播至欧洲其他地区。

1962年，印度作家查曼·拉尔（Chaman Lal）也明确指出吉普赛人源自印度，并于莫卧儿人（Moghul）入侵时逃离家园。他认为，这些流离失所的吉普赛人逃至波斯，接受了当地的摩尼教（Manichaeism），拉尔因而认定摩尼（Mani，译注：摩尼教创始人兼伊朗先知）的秘密被编入塔罗中。瑞士作家塞尔吉乌斯·戈洛温（Sergius Golowin）则提出了该起源论的另一变体。他在《塔罗世界：吉普赛人的塔罗解读法》（The World of the Tarot: The Gypsy Method of Reading the Tarot, 1988）中提出，莫卧儿侵略者摧毁印度文明之时，吉普赛人将塔罗牌作为印度沙克蒂（Śakti）崇拜（译注：用以指称多种印度次大陆的文化概念，其一般定义是宇宙创造、维持和毁灭的动态女性能量）的一部分而随身携带，并传播至整个欧洲。《撒旦崇拜与魔法》（Le Satanisme et la Magie, 1895）声名狼藉的作者朱尔斯·博伊斯（Jules Bois，译注：全名Henri Antonie Jules-Bois）宣称，阿尔比派（Albigenses，译注：即卡特里派）拥有早期诺斯替派（Gnostic sects）的知识，并将其编入牌中，后交由吉普赛人保管。尽管这些学说均缺乏支撑的确凿证据，但许多作者仍在主张塔罗牌源自吉普赛人，亦或是坚持认为吉普赛人将塔罗牌带入了欧洲。他们只是对这些现成学说不断重述，偶尔加以发挥。

为适应微信排版，脚注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