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石炭井，迎面就是不长的一个下坡。坡到了不远处的一座小桥，才变得平坦了。路的东西两边，是父亲上班的一矿的五座五层商品楼。坡的中段，路的西边，是我原来的家——商品五楼。

马路对面，则是东一家西一家的平房，每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种着一棵棵绿绿的枣树。

那次陪妹妹去石炭井办事，刚一进沟口，就急切的想看看自己原来的家。到了石炭井，坡的两边一直到小桥那段路，没有了任何遮挡，一大片平地，种了一棵棵树冠不大的小树。远处矿区边上的矸石山，高大、突兀。坡的中间，路的西边，没有一点我原来家的影子。

我一时有点发蒙，像一个人站在空旷的荒原。

路边那几棵歪歪扭扭的老槐树还孤零零的立着，那棵往路上歪者身子，最大的一棵槐树，还是那么歪着。我依稀记得它那根最粗的枝杈，正对着我家的单元。可现在那根粗大的枝杈，指着空中呼呼刮过的山风。

根据一棵多年不见的树，根据一棵树的一根枝杈，我才找到我家-一套将近七十多平米二层楼房的旧址

我家原本住的是平房，烧炉子，冬天靠火墙取暖。父亲嫌烧煤麻烦——夜里要起来一两次，给炉子加煤。长期下井的父亲，冬天怕冷，平房冬天到底不够暖和。

一九八八年，父亲就花几千块钱买了这套楼房。房子白灰墙、水泥地，不用任何装饰，就可以直接搬进去住。房子前后有两个阳台。

前面的大阳台正对着马路。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马路上的人来车往。路对面，不远处，是光秃秃灰白的贺兰山。后面厨房的小阳台，正对着矿上轰隆隆的铁路和高大的矸石山。

那段时间石炭井往出搬的人家慢慢的多了。隔段时间，就有一辆卡车，装满一车的家当，在我家楼下，嗡嗡嗡极不情愿得慢慢地爬坡。

一辆车就装了一个家，石炭井还在，可家又少了一个。

家里就父亲一个单职工，母亲一直闲不住，忙这忙那，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去矸石山捡破烂；到矿上卖瓜子；守着桥头卖菜；在家里织手套。

有一年年母亲想养兔子和鸭子，就四百块钱买了马路对面我同学家的平房，带一个大大的院子。母亲主要是看上了那个大院子。

母亲和父亲就在附近四处捡砖头，加高加固院子的围墙，砌了几个兔子窝和鸭子窝。

院子前面有一处房子，据说是一个杀猪匠扔下的。有些孩子想拿废铁卖钱，就把那处房子拆的七零八散，只余断壁残墙。母亲把这家的后院墙扒掉，和我家的院子连了起来。

在这家的屋檐下，母亲捡到了四百块钱，那可能是杀猪匠顺手塞下的私房钱吧。母亲用四百块钱买了这处院子，杀猪匠替我们付了钱。杀猪匠又怎么知道，他还买过那么大的一个院子呢。

大学毕业，我去了红果子上班。结了婚，又去了另一家大武口的单位，并把家安在了大武口，算是在大武口站住了脚。在大武口住了这么多年，我熟悉每个街道、小路，熟悉每一个小区。

望着巍巍的贺兰山，我总是觉着，山那边，才是我这辈子真正的家。

后来，和我一起在红果子同一个单位上班的大妹妹、大妹夫，也辗转把家安在了大武口。大妹妹磨豆腐、卖粮油、送报纸、卖衣服，也算是在大武口扎了根。在石炭井医院的小妹妹，结婚后，费了几年的功夫，调到了大武口，也把家搬到了大武口。

就剩下父亲和母亲，孤零零的住在石炭井。

总是觉得有股挺大的风，在后面推着你，一天天往某一个地方走。在风中，我慢慢的有了白发。看近处的东西，摘了眼镜，反而看的更为清楚。

风一天天的吹刮，我不知道这辈子还会被风刮到哪去。

石炭井的人家越来越少，我们都劝父亲、母亲搬下来和我们一起住。夏天大武口热，蚊子多。冬天呢，大武口又太冷。石炭井是个山沟沟，夏天凉快，冬天也没那么冷。执拗的父亲一再找各种借口，就是不愿意搬下来。

石炭井的大部分退休人员都从山上搬了下来。政府给退休工人盖的安置房，只在大武口盖最后一批了，以后就盖到南沙窝去了。南沙窝到底是远些，住的离我们做子女的远了，总归不方便。

石炭井实在是住不成了，父亲才很不情愿的往下搬。

父母的家总共搬了两次。

第一次我租了个大卡车，两个妹夫回去帮着搬的。这次是把那些大件的家具往下搬。母亲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按她的话说，连根小棍都要带走。大妹夫无奈给我打电话，说搬家的车已经装的满满当当，可是母亲还要往车上塞东西，怎么说就是不听。我听了也是哭笑不得，我去劝，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次我托朋友找了辆车，自己找了两个要好的同事帮着搬。这一回就剩了锅碗瓢盆、瓶瓶罐罐。又是装了满满的一车。母亲屋里转了几圈，院子里又转了几遍，生怕拉下什么。

车在路边等了好是一阵，母亲才最后从老房子里出来，提了一个旧提篮，里面是三个石嘴山白瓷厂的蓝边白瓷碗，一个七十年代的大搪瓷盘。

我一定用过中间一个碗喝过稀饭，吃过面条。过年的时候，那个搪瓷盘里摆满了瓜子、糖块、花生，放在两只沙发中间的小桌上。冬天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暖的照着。那阳光里，淡淡的炉烟，轻轻的漂浮。

上车前，父亲悄悄的跟我说，能不能让车从街里头转上一圈，好在最后看一眼石炭井。看看西天的太阳，想着母亲耽误了不少时间，刚才听说司机师傅着急回去有事，也就没好意给司机师傅说。父亲也就没有吭声。

车，终于开了。

父亲一直望着窗外，像个好奇的孩子，第一次来到这里。母亲一只胳膊挎着那只提篮，默默的不说话。拐过一个个弯，我往后望去，蜿蜒起伏的山路，在后面越来越远，像一首委婉悠长的老歌。

我的心头一阵阵发堵。

车开的慢慢的，不知道司机师傅是怕颠坏车上的瓶瓶罐罐，还是想慢一点，让父亲多看一看那窗外的过去。

出了沟口，车明显的快了起来。车上还是没有人说话，只是那沙沙的车轮声，响个不停。

我们来石炭井的第一个家，在双桥街一矿大食堂马路对面的自建房。自建房都是依势而建，门到底是朝哪开，全都要看下面的地势来定。

那片自建房，就像胡乱扔在地上的一堆木箱子。

一九八五年农转非，全家都成了城里人，从老家农村搬到了石炭井。父亲就不能再一个人住单身宿舍，必须得有一套房子了。一九八四年年，父亲就花了八百块钱，买了这套平房。房子带一个不小的院子，在一个不长的巷子里面。

一九八五年的暑假，我和大妹妹，先跟父亲来了石炭井，留下母亲和小妹妹，收拾老家最后的家当。

那天临近中午，我们在一矿食堂对面下了车。我们三个直接来到了新房子里。窗户上挂着蓝色竹子图案的清爽的窗帘，地上的水泥地平平的，顶棚整整齐齐的糊了新的报纸，白墙也明显的重新刷过，火墙也都换了新的红砖。看着齐整整的一切。

看着齐整整的家当，我由衷的赞叹这房子真好，父亲在旁边自豪的说，不知道废了我多少工夫。

入秋不久，母亲和小妹妹也来了，在石炭井，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总是闲不住的母亲，又有了一显身手的一方小天地。母亲在院子西南角砌了个小棚，摆放上钢筋焊成的一个大鸡笼，养了一笼的鸡。每天上学前，我会把烂菜叶剁碎，和上鸡饲料去喂鸡。

夏天种了一园子的西红柿，家里定点供水，水不够用。一个暑假，每天我要去公共水龙头，挑回来一桶桶的水，去浇西红柿。园子靠近过道的边上，种了一溜鲜艳的大丽花、地雷花。低矮的围墙上面，又摆了几盆花。

一九八八年，家里买了套楼房，就卖了这套平房。房子，在我们手里老了四年。四年，说起来也不算短。

我们在院子里砌了个炉子，盖了小棚，焊了鸡笼，加高了院墙，地里施加了肥料。这房子在我们手里实际上又新了四年。卖的时候，又卖了个原价。

那两年，石炭井陆陆续续的拆迁，一个周末，我和初中同学房向华坐车去石炭井拍照片。到了一矿大食堂，我急切的走进那个小巷子去看我曾经的家。

破旧的院门松松垮垮的关着，门上的“福”字耷拉下一个角，两边的对联发白破烂，残缺不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换了人家。

我不忍心去敲门，我怕门一开，满院子过去的事，又呼啦一下子跑出来。我怕看到过去自己的影子。我也怕看到过去家里人的影子......

回头看了几眼，我赶紧坐上车，再去别的地方。

好几次，说起石炭井，我会问母亲，回石炭井吗？我带你回去。母亲总会叹口气，说不回。我问为啥，母亲说回去心里难受。母亲随即就岔开话，说起别的事情。

平时说道石炭井，遇到不确切的事情，我总会给父亲、母亲打电话，让我惊讶的是，再模糊的事情，父亲、母亲都记得真真切切，精确到一个个极小的细节。

是的，记到心里的事，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忘记呢。

我知道，石炭井一直在父亲、母亲的心里。

不只一次，在梦里，我们将自己还在石炭井。总是梦见自己放学后，背着书包，回了平房。推门进去，说，妈，我回来了。没有人答应，炉子上烧着水，嘶嘶的冒着热气。案板上放着切好的葱、姜、蒜，一小堆的土豆丝，几片西红柿。进了里屋，四处看看，没有一个人。

还会梦见自己放学后，回了家里那套楼房。门口的饭桌上摆着几牙西瓜，旁边一个铝盆里，几块啃过的瓜皮。旁边一个搪瓷缸子里，半杯褐色的浓浓茶水。几个屋子看看，没有一个人。

去到大阳台，看见楼下的坡上，搬家的车，装满了一车子的家当，艰难的慢慢嗡嗡嗡的爬坡。两位放学还没到家的同学，有说有笑的越走越远。来到厨房里的小阳台，后面烟雨中的贺兰山，高低朦胧。

每次醒来，都会再也睡不着。心里有一层黑夜一样厚重的惆怅，压得我胸闷。

石炭井还在，家没了，回家的路没了。寂静的白天，寂静的黑夜，只有那呼呼的山风，还一天天地吹刮个不停。

石炭井，我再也回不去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