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发现《周易》性质说法上的混乱与错误

第三讲:后封建时期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说法

第一节:两汉时期

西汉既是开创“独尊儒术”的时代，又是一个“经学”时代。从汉时的“五经”到后来的“十三经”成为后封建帝王社会时期里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

正是汉朝以天命观与王道思想相结合，直接将天人观念用于论证君权神授，董仲舒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巫术思想体系出发，以阴阳灾异说“经”，十分明确地为大一统王权专制张本。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

“天人感应”的世界观是董仲舒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肯定和强调天道秩序，以天道作为规范人伦政治架构的终极基础。

神学化的经学成为两汉官学之风气，汉儒生力图用神学化的经学辅政，试图以阴阳灾异学说来制衡、约束现实的专制君权，以使君王勿恣意妄为。而以专制君主为核心的统治者则完全把神学化的经学当作工具，故两汉才有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图谶祥瑞，五德始终，八卦明堂，卦气月令等各种神秘学说甚嚣尘上。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大背景里，更有《易传》里的《系辞》与《说卦》终于产下一个易学怪胎，即两汉的“汉象数”易学，并且得到汉代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图谶祥瑞，五德始终，八卦明堂，卦气月令等各种神秘学说的哺育，汉象数易学疯狂成长成一棵参天神树。

实际两汉时期“象数易学”又可分为“象数筮术派”与“象数义理派”。一个是以“汉象数”衍生出阴阳灾异占验术，而最终架构出八卦纳甲筮法(借今本《周易》卦爻框架，而将卦符号纳入阴阳干支五行的一种新筮法，即京房创的八卦纳甲筮法)的通天术。一个是以“汉象数”（是从《系辞》与《说卦》中发展出繁杂的象数学说而成独树一帜的“汉象数”）解释今本《周易》卦爻辞而形成的象数之理。后者是前者的转换，因象数义理本是由前期汉象数阴阳灾异占验东西转变成以汉象数去注释今本《周易》。

无论“汉象数易学”里的“汉象数义理”，或“汉象数筮术”，这都是从今本《周易》里卦爻框架（六十四卦符号与六爻格式）上产生出的学说。即一面从一套卦符号演绎出占验筮术，又一面从一套符号演绎出的占验卜筮术上象数变成注释今本《周易》的方法。

那么，两汉时期把今本《周易》当成什么性质的书呢？虽没有这方面的独立篇章论述，但从实际运用来看，既认为是可占验灾异的通天工具一套卦符号名称（前汉），又认为是“汉象数”之理书（后汉末期），当然还保留着把所谓《周易》的卦爻辞看做是义理内容，以引用而阐明事理。

被后来称之谓的汉“象数”易学，即承先前八卦筮术上的“象学”，又发展出“象数学”。汉“象数学”是一个承上启下，可称为八卦术的轴心时代。后来的一切术数，都可以从汉“象数易学”（两汉“象数易学”是个复杂的概念，既有以今本《周易》为蓝本的学说，又有以《易经》(《周易》与《易传》)为蓝本的研究学说）里寻到渊源。汉朝里产生了不少“象数易学”者，无论从卦气、风角、星象、阴阳灾异等学说上，都可称之谓是巫术思维复兴的产物。

而汉朝的学术精英层里也多是亦巫亦理的双重文化人格心理，一面习研经学，这种官定的儒家经典，而另一面又如饥似渴的吸收消化同时代里产生的阴阳灾变学说，以此想指导与匡正朝庭和天下。

也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汉朝把“五经”做为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由此也使“五经”走向神学化，而用阴阳灾异来释经，因此排除了先秦其它诸子学说，理性的东西被排击了，非理性的东西彰显了。

五经之首的《易经》，是今本《周易》加《易传》，正是《易传》里的《系辞》里有巫术理论（“五经”本身有巫术思想，因今本《周易》成为《易经》的内容之一，而《易经》里的《易传》里有巫术思想），并不排击巫术（卜筮术本身是巫术的重要一脉），使经学时代里自然培养的是双重人格的儒家人物来。

而到东汉又是谶纬迷信泛滥成灾的时期。所谓“谶”，是数术占验预卜吉凶的隐语，它既有文字，又有图，所以又叫“图谶”；所谓“纬”，是衍经书的，即对儒家经典神学化的解释。纵观西汉“象数易”，虽然称“象数易”，而那个“易”已与《周易》的“易”无关了，并不是解释《周易》的，实是运用新的天学、阴阳五行、灾异说与八卦学上的“象数”结合，而产生出新的八卦学说，目的是欲建“弥伦天地，无所不包”的天地认识模式。这种“象数易学”与以前的《象》、《彖》注释《周易》的“易学”不同了。汉“象数易学”更是远离了《周易》一书的思想。

汉“象数易学”与原始《周易》实没有什么关系了，汉“象数易学”不单单是以今本《周易》的卦象、卦爻数来诠释八卦筮术，以占断人事吉凶。而是以“八卦”衍生出以卦气、阴阳节气、天学为一体的天地模式，重在探究天地与人类之间（天人之间）阴阳灾变与天人感应，其目的是引向政治，而指导政治。这从董仲舒、京房、刘向的奏章用阴阳灾异、卦气说政治是一清而楚的。

所谓两汉时期的“象数易学”之内容，不外是卦气，阴阳灾异，纳甲爻辰等本是以往八卦卜筮里没有的东西，不外是从八卦符号和六十四卦符号而产生的阴阳灾变占验卜筮上新东西。

所谓“卦气”说是将八卦学里的卦爻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三百六十五日等相配应，将八卦学里的卦爻符号与历法融为一体的一种学说。这里面又包括了“四正卦”说、“八卦卦气”说、“十二消息卦卦气”说。

“卦气”说是孟喜创立的，而象数占验学说中还有纳甲说，即将十天干，按一定的排列纳入八卦体内，因甲为十天干之首，故以甲为名。

“八宫”说出于京房，即将六十四卦符号分于八纯卦各领一宫，每宫各由八个卦组成，这成为后世算卦批命的基础范式。

“互体”说是从每个卦画中，看出互体的卦画（即八纯卦里的每一卦）而成一卦的说法。

“爻辰”说是郑玄创立的一种释卦的体例，是一种将乾坤十二爻与十二辰（地支）相配应的学说。

“阴阳升降”说，是把卦画符号附阴阳属性之说。

总之西汉的象数占验学说上是孟喜、京房等借助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及前人的成果，建构完善了一个庞大而完备的“卦气”体系。京房还推出了其纳甲、八宫、五行体系；东汉郑玄又推崇爻辰、星宿诸说。这些本是占验学说，而到东汉后期却将前期的所谓“易学”成果运用到释解今本《周易》文辞上去了，即所谓释《易》上的“象数派”。​​​

两汉产生的“象数学”，最终产生了两种影响，一路是以此说走向八卦（八宫纳甲）算卦上，即广泛的运用在个人的命运前途上的“先知”上去了。而另一路是以“象数学”的成果，去解释今本《周易》的义理，即用卦气、阴阳、爻位、爻辰、互体等释解《周易》，这虽然不是讲算卦的，但这种所谓释《易》的东西，不可能正确的解释《周易》一书里的思想宗旨。所谓“象数易学”只是《周易》学术上的南辕北辙，只能把《周易》引向歧路，只能误导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认识。

虽然两汉也有一些学者偶有引述《周易》里的文辞作义理而阐述事理，但汉朝没有留下如西汉之前那样的释解《周易》的文章书籍。京房虽有号称《易传》文章，可从《汉书·五行志》里看到那是讲阴阳灾异占验的东西，并不是解释今本《周易》一书的内容。

《汉书·五行志》里记有大量的京房《易传》，我们现抄录一些虽标称《易传》之名，看是如何的传“易”之说呢？

“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

“京房《易传》曰：‘行不顺厥咎人奴冠，天下乱，辟无適，妾子拜。又曰：‘君不正，卧欲篡，厥妖狗冠出朝’”。

“京房《易传》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啮郊牛角。’”

而到东汉后期出现以“象数”解释《周易》的“易学”，而那些“易学”被唐朝李鼎祚收集汇编为《周易集解》一书里。

从《周易集解》一书中可以散件于汉人对《易》（《周易》加《易传》）作出的注解。

而唐朝在对《周易》的称谓上比较混乱，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以《周易》为名，而释解的内容是包括了《易传》。最恰当的称法应为《易经集解》。

我们且看《周易集解》所收集的汉人是如何解释《周易》内容的。

如《周易集解》里收集的对今本《周易》“乾”里的“初九，潜龙勿用”的注解。

“马融曰：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初九’，建子月。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替龙’也。”

又如对今本《周易·萃》里的“王假有庙，利见大人”的注解。

“郑玄曰：四体震爻，震为长子。五体坎爻，坎为隐伏。居尊而隐优，鬼神之象。长子入庙升堂，祭祖称之礼也，故曰王假有庙。二体离爻也，离为日，居正应五，故利见大人矣。”

又如对《泰》里的“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注释。

“虞翻曰：‘陂’，倾。谓否上也。‘平’，谓三。天地分，故平。天地平，谓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往’，谓消外。‘复’，谓息内。从三至上，体复。终日乾乾，反复道。故‘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对《周易》的注释。那些都是以汉产生的“象数学“来释今本《周易》，“象数学”实乃与原本《周易》内容是风马牛不相及。​​​

唐朝李鼎祚汇集象数派各家对今本《周易》的注释(即《周易集解》)，该书引述了三十几家的注释。其汇集汉象数派各家，实际并不算是汉朝人的注释，也有汉以后的所谓象数派者的注释，但收集的内容多是东汉后期所谓象数易学者的注释。

我们看《周易集解》所取注释者，以虞翻为最，苟爽次之。东汉可谓象数易学大家倍出，马融、郑玄、苟爽、虞翻，都是东汉后期人。而虞翻生在东汉末期，而活于三国时期。

从上述举例的注释来看，多是从卦象、阴阳、爻位、互体、爻辰，消息等象数新学说来解释《周易》一书，当然也结合《易传》里一些说法，并对《周易》所解释的字意上附会出新的说法来。总之这种解释法与原创《周易》一书的真实含义已远离了十万八千里。

我们已知原创《周易》本身没有象数一说，即不是按六十四个画符号之“象说”而填进去的文辞，更没有阴阳九·六爻位之说法。而后人所按卦象、阴阳、爻位，及汉“象数”新说一股脑的用在对《周易》一书的解释上，怎能解释清楚原创《周易》的内容呢？以“象数”解释《周易》里的文辞之理，本身是个错误的作法。

而总观两汉典籍，只是在西汉前期的典籍里所引《周易》里的文章句子，显然是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而运用，学界里从《周易》一书的句子已看的分明是义理文章，才被引用用于说理。到西汉后期则是引用《易传》文而称《易》曰。这与汉“象数“《易》学所指向与运用又是不相同的。自先秦时期《周易》一书在社会上出现后，就出现了两种指向并运用于社会和生活之中。

一种是史巫以《周易》里所用的六十四个画符号，而派生出“象数”并成为卜筮的方法与工具。在史巫的眼里把《周易》一书也看成筮术上不可分割的内容。把《周易》一书里的文句当作卜问吉凶的繇辞而运用了。

另一种是学界里把《周易》一书作为义理之书运用，用于指导社会与人生。

而两汉也没有留下如西汉前期如《易传·系辞》那样解释今本《周易》的文章。虽然而在东汉后期的魏伯阳却在幽谷深山，僻壤陋室过着隐居生活，却冠以《周易》之名，所写出的一部叫《周易参同契》的书，却被道教者称为“万古丹经王”。用现在话说就是讲养生和炼气功的书，但又不全是这些内容，也又身在江湖而心系朝廷方面的政治理论。总之是神教、道术、王道政治混合一炉的学说。虽看似个大杂会，但偏重于练丹、修炼、养生上的神秘功法之说，被道教者和想修炼成仙者所吹奉。

虽然魏伯阳用《周易》之名，而非解《周易》之理。而是通过前汉的卦气，阴阳之说而建立起其他的“丹道易”说，是前期“象数易学”上的一种新枝，实与《周易》不相干，也不属“易学“的东西。

总之，西汉是经学时代开始，《易》(《周易》加《易传》)做为五经之一，上升为帝国意识形态里的统治地位。而经学里引出了阴阳灾异学说，阴阳灾异学说催生了汉“象数易学”。

无论两汉象数易学多么庞大与繁杂，都不过是《易传》孕育下的一个怪胎而已。虽然是亦筮亦理去注释今本《周易》，但又从“汉象数”学说中，产下新的一怪胎，即以汉象数去穿凿附会今本《周易》所谓的卦爻辞，彻底改变了《周易》一书本原讲述君子智谋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