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样研究《周易》

《周易》是我国目前保存得最完整的一部古书。它著述于殷周交替之际。此书的问世，不仅一直影响着我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一直影响着我国各个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兴衰。

可以说，三千年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占卜之术便是依照这部经典。这里面不仅包括着平民百姓，也包括着一些帝王将相和一些思想造诣颇深的政治思想家。至于一直以占卜为业的术士们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三千年来，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以及一些科学家都从《周易》的另一面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造就了他们生平的辉煌业绩。

历来一些思想家皆对《周易》进行了研究，尽管众说纷纭，但是，还是在既承认《周易》是一部熠熠生辉的哲学著作的同时，又肯定了《周易》原为一本占卜用的“卜书”。比如说历史学家范文谰在他的《中国通史》中便写道：“《周易》是许多占卜书中的一种”（《中国通史》第一百七十页），哲学家任继愈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断言“《周易》是卜筮之书，用来占卦的”（《中国哲学史》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的十六页注①），这就更不要说其它一些学者的看法了。

这自然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周易》本身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占卜用的字眼。

比如说《周易》第四卦《蒙》卦的卦辞中便有“初筮告”一语，第八卦《比》卦的卦辞中也有“原筮”一语。这里的“筮”便是指卜筮一辞。虽然《周易》中的这一类辞语并不多，也可以说仅就这两处，但就这两处也足够证明《周易》并没有完全脱离与卜筮的纠葛。

另外，就是人们对《周易》本身的理解还受着《易传》的影响并受其束缚。比如说《易传·系辞》的作者孔子及其门生们虽然从哲理方面对《周易》进行了阐述，但是还是承认“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这一事实，并且第一次对《周易》的卜筮方法进行了陈述，这就基本上仍肯定《周易》乃为“卜书”。孔子及其门生对《周易》为“卜书”的这一肯定，我绝不敢认为这是他们的发明，而只是一种事实记录。然而，这却影响到了对于《周易》性质的认知发展。

在《易传》中，更不用说《说卦传》这一传了，可以说，《说卦传》使《周易》更加彻底卜筮化。

也可能由于《易传》的影响，《周易》才既作为哲学著述而又作为占卜用的“卜书”而同时并行于世。

不论《周易》一书中所蕴藏的哲学性如何，既然其是为占卜专用的书，《周易》作为卜筮之书这顶王冠便扣在了它的头上。

尽管如此，也有人反对这一观点。比如说清朝的刘一明在他的《易理阐真》序言说：“《易》非卜筮之书，乃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

我虽然不完全苟同刘一明在其书中所持的全部观点，但刘一明认为《周易》并不是卜书的观点还是颇有见地的。因为《周易》中所陈述的诸内容无法使人们接受《周易》是卜书的这一观点。

那么，《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也就是说是“卜书”还“不是卜书”？这便变成了一些不愿承认《周易》为“卜书”的人们所讨论的问题。当然这并不包括既承认《周易》为一篇哲学著述，又认为《周易》为“卜书”的人们在内。《周易》的卦辞里确实存在着与卜筮有关的“初筮”“原筮”一辞，《周易》作为占卜之经典绝不可能起于孔子的时代，而起自《周易》问世后不久。虽然《易传》的记实里也可能还有一些经过社会时间流迁的变异和《易传》作者的一些发挥与延伸（特别是《说卦传》）；这些都说明了《周易》本身可能亦借助了原有的某些早于它的《易经》的某些形式。正因为如此，《周易》才自然而然地作了卜筮用的经典。如其不然，一部内容与卜筮毫无关系的《周易》为何历来相沿当作“卜书”？

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我认为对于一个学术的研究毕竟不同于历史记载：某些历史记载仅按现存的事实记载而已；而学术研究则必须去伪存真地恢复事实的本来面目。一个是记录；一个则是研究。

所以，我认为，《周易》后世的研究者们固然受《易传》的影响颇深，但都不能与《易传》相提并论。换言之，《易传》尤其是《系辞》中的某些现象描述，并非事物的真实面貌，不宜过度阐释。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一代大儒宋朝的朱熹。尽管朱熹融合了历代《周易》研究的精髓，巧妙地结合了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对这部古老经典进行了深入探索，然而他的阐释中仍不乏矛盾之处，显得前后不一。比如说朱熹在他的《周易本义》里一开始首推邵雍先天四图，特别是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好象此图大有什么先天奥秘一样。实际上此图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此《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也即《方圆图》，实不外乎用原始八卦的每一卦分别去“荡”其它八卦，这样自然就形成了八八六十四卦的邵氏《方圆图》的各个部位的排列设置。

还有如朱氏在按象数之术解释《周易》卦象时，在第三十四卦《大壮》卦的“六五”爻辞的“丧羊于易，无悔”下注曰：“卦体似《兑》，有羊象焉......故其象如此”。在第五十六卦《旅》卦的“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下注曰：“上九过刚，处旅之上，《离》之极骄而不顺，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朱氏在解释《大壮》一卦时，《大壮》

卦（ ））本为《乾》下《震》上，这里无《兑》卦，亦无“羊”

象。朱氏所说的《兑》卦“羊”象，乃是取变卦一说。即变卦是取这一卦的二、三、四爻为下卦，取这一卦的三、四、五爻为上卦，经过变卦之后，原《大壮》（ ）一卦便变成了《夬》（ ）卦，其卦象为《乾》下《兑》上。故朱氏有“卦体似《兑》，有羊象”一说。然而朱氏在解释《旅》卦时，却回避了“牛”象这一卦体的问题。

朱氏的这两处解释，是采用了《易传·说卦》中的卦象说，即《兑》为“羊”、《坤》为“牛”、《离》为“雉”等一说。但是朱氏在解释《大壮》卦的“六五”爻的“丧羊于易”时，却采用了《兑》为“羊”这一说；而在解释《旅》卦的“上九”爻的“丧牛于易”时，则又回避了这一说而采用了另外一种办法，即纯用《旅》卦的第六爻为“─”的这一阳符号进行解说。“羊”和“牛”本同为《周易》中的物象，本应用同一标准进行解释；然而朱氏却没有，他完全采用了随意取舍的办法。

还有一处，就是《中孚》一卦，其阴阳符号为（ ），卦象本为

《兑》下《巽》上。如果按照《说卦传》所言，则《兑》为“羊”象，《巽》为“鸡”象。但在注释这一卦时，朱熹对《兑》为“羊”象这一事却避而不谈，却在此卦“上九”爻辞“翰登于天，贞凶”之下注道：“居信之极而不知变，虽得其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鸡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极，为登于天。鸡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变，亦犹是也。”朱氏的这一处显然又是在任意取舍，在此一卦里取“鸡”象而弃“羊”象。朱氏在这里未免确有些占卜先生玩的卜术了。

在此一卦里，此“上九”爻辞的“翰音登于天，贞凶”，除了说君王的调子不能唱得过高之外，也有如同《乾》卦的“上九”爻辞的“亢龙有悔”成份，乃为物极必返之意，这里与"鸡非登天之物"毫不相干，完全是牵强附会。

此类诠释繁多，难以逐一列举。

历来这些研究，不禁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若不以统一的尺度与标准诠释问题，而任由主观臆断随意附会，又怎能真正洞悉《周易》之精髓？难怪《周易》始终徘徊于这一怪圈之中，难以超越其限。

还有一个，就是《周易》本为借物取象和借物象的交感而演绎一种事物及其事态变易的，这本是《周易》中一个最基本的哲理概念，也是一般人们所熟知的常识。但是，在具体解释《周易》时，则不知所措，进行任意取舍割裂。比如说在刚才列举的朱氏所用的办法之外，还有一些人们对《周易》中一些卦象的理解也颇为荒谬。如《周易》第五十九卦《涣》卦，其卦象为《坎》（）下《巽》（）上，即取八卦原始物质的“水”下“风”上，亦即《易传·大象传》所说的“风行水上”之义。此“风行水上”本为“涣涣然”，亦即声势浩大汹涌澎湃之义；然而三千多年来，人人却皆将它理解为“涣散”之义。这一种理解能解释八卦卦象和卦象交感吗？这一种理解能解释《周易》吗？

这只是一个例子，可以说三千年来对《周易》六十四卦整卦的误解有几十卦之多，更不用说对每卦各爻的局部误解随处可见了。

又如对《周易》的结构组成来说，人们只看到《乾》《坤》两卦在《周易》中的排列地位的重要，但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坎》《离》两卦在《周易》结构中的重要性。比如说《周易》结构末尾的第六十三卦《既济》一卦，此卦本由《离》（）下《坎》（）上组成，即“火”下“水”上，此卦本为水火不相容之象，乃取大水灭火、万物归寂之势。将此由原始八卦《坎》《离》组成新的《既济》卦安排在六十四卦的末尾，它表明《周易》中结构的首尾始末的重要，这是一部很严谨的结构，然而人们都忽视了。

人们不仅对此一卦在首尾结构排列的重要性没有重视，而且对这一重要结构组成中的《既济》一卦的卦义还赋予了错误的解释。比如朱氏在《既济》一卦卦辞“亨，小利，贞；初吉终乱”下注为：“《既济》，事之既成也。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为《既济》。亨小，当为小亨。大抵此卦六爻占辞，皆有警戒之意。时当然也”。任继愈也将此一卦解释为：“既济卦是水在上火在下，水性润下，火性炎上，水上与火下的情势必然引起动荡，所以既济这一卦表示事情的顺利，有前途（见《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第一篇第二章第十八页）。”秦磊在他的《大众白话易经》里，在《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下亦白话解释道：“《既济卦》象征成功：此时功德完满，连柔小者都亨通顺利，有利于坚守正道；开始时是吉祥的，但如有不慎，终久必导致混乱。”

历来这些解释可谓大同小异，千篇一律。

《周易》之末的《既济》一卦，本取水火不相容之势，它意味着事物的终结。这不仅《周易》的整体结构如此，卦象水上火下如此，就其卦辞“初吉终乱”也更如此。此卦辞的卦义关键就在于“终乱”一辞，而且此卦的第六爻“上六，濡其首，厉”更是如此：卦象已成大水灭火之局，爻辞亦有狐狸过河水濡其首之势，不灭之亡，更待何时！然而历来人们却一直将《既济》一卦理解为“象征成功”，不亦悲矣！

人们对于《周易》的理解就是如此，怎样解释《周易》？无怪乎

话说到这里，也就不得不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周易》本身确实曾披着一层卜筮的外衣，自《周易》问世之后，人们也一度将《周易》作为卜筮的经典；然而，对于我们这些致力于研究的学者而言，同样包括那些古代深谙《周易》的大儒们，在深入探索《周易》的过程中，是否确切地分析解剖过《周易》的整体结构？是否确实对《周易》的借物取象并其交感以及对一些卦辞爻辞是否真正的理解？如果对这些不理解，还谈什么解释《周易》。